趙其國：奔走大地尋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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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夏，在中國科學院南京土壤研究所資料室查閱資料。
1966年在古巴野外考察，趙其國（右1）給大家講土壤標本的采集方法。
1977年11月，在黑龍江進行荒地考察時與同事一起研究工作，左2為趙其國。
趙其國 中科院院士，土壤地理學家。1930年2月25日出生于湖北省武漢市。1953年畢業于華中農學院農學系。1983年晉升為研究員，1991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歷任中國科學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所長，中國土壤學會理事長，國際土壤學會常務理事、鹽漬土分委員會主席等職。從事我國及世界土壤地理與資源的研究，特別是對熱帶土壤發生分類、資源評價等進行了系統、深入的研究。
從零開始識土壤
1953年7月，趙其國從華中農學院畢業分配到中國科學院南京土壤所，不久，即由組織決定，跟隨華南工作隊到華南一帶進行土壤調查工作。
這次土壤調查對趙其國來說是第一次，很多東西是以前在學習中沒有接觸過的，因此必須在工作中踏實地從頭開始學起。
其時，對趙其國影響最深的，當屬此次華南橡膠宜林地考察的領隊李慶逵。
李慶逵本人是學農業化學的，白天馬不停蹄地去考察，晚上還要給年輕人上課，講肥料、講化學。為了讓新來的人盡快了解土壤學方面的知識，掌握土壤調查和肥料試驗的技術，李慶逵可謂費盡心思——在布置肥料試驗時，他向年輕人詳細講解施肥的基本原理、方法、理論根據；計算肥料時，又詳細講解關于土壤化學方面的知識；另外，只要有人向他請教牽涉工作與業務上的知識時，他總是毫無保留地耐心講解。
趙其國喜歡聽李慶逵的講解，記了大量的筆記，每次考察一圈回來都會有一兩本的筆記。有些內容李慶逵也不指定書目，趙其國回來自己在圖書館找書慢慢再補。
趙其國充分認識到，要搞好土壤科研工作，對他這樣非土壤學科班出身的人來說，通過工作學習是很重要的。因此，在工作中他特別注意從最基本的學起，積極爭取做具體煩瑣的工作，如打土鉆、采標本、寫標簽等；同時，在工作中遇到問題多提問，哪怕是最基本問題，只要沒有聽懂或者沒有深入理解就及時請李慶逵再講解。這樣，他在業務上提升很快，不久就可以獨當一面開展工作了。
艱苦的橡膠宜林地調查
新中國成立后，國家經濟建設處于恢復期，百業待舉，民用工業、國防工業急需大量天然橡膠，西方國家對我國實行全面禁運，天然橡膠作為戰略物資，是禁運的重點。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戰爭爆發，我國天然橡膠供應更趨緊張。正是在這一背景下，中央果斷作出“一定要建立我國自己的橡膠生產基地”的戰略決策。
剛出校門的趙其國就參加了全國具有戰略意義的橡膠宜林地調查。在李慶逵等人的帶領與指導下，與一大批熱血青年深入到雷州半島、海南島、西雙版納等深山密林中開展工作。
考察的時候常常要鉆無邊的森林，林子里有大象、蟒蛇等各種各樣的動物，曾經有一次，趙其國踩在蟒蛇身上都還不知道。因為在野外比較危險，所以都是軍隊派人帶著武器，跟隨考察隊員一起進去，一個小組一般20多個人，其中解放軍10名，考察隊員10名，一對一地保護。有時遠遠一看，就像押著犯人一樣，早上一個個押進林子里去，晚上再一個個押回來。有時林子比較大，走得比較遠，晚上考察結束了出不來，就全部在林子里宿營，有好幾次鉆在森林里五六天才出來。
鉆林子十分辛苦，別的不說，單單螞蟥就讓許多人受不了。那時穿的襪子是防螞蟥的，是用比較厚的布做的襪子，襪筒比較長，可以套在褲腿外面，然后拿布帶子再綁扎起來。但螞蟥太多了，在前面第一個走的人要好一點，最后走的人，身上能爬幾十條螞蟥。有時候被螞蟥吃得沒辦法，有人專門用香煙紅紅的煙頭，在螞蟥吸過的傷口上燙一燙，燙腫了血就止了。幾乎每天都過的是這種生活，也沒有人叫苦。
1958年，趙其國擔任考察隊的領導，在西雙版納等地開展定位觀測研究，通過長達10年之久的野外調查、研究，總結了以橡膠為主的熱帶作物開發利用與土壤分布及土壤性質的相互關系，提出了以熱量條件、土壤性質為標準的熱帶作物利用等級評價方案，為制定熱帶作物發展規劃與布局提供了科學依據。
受命援建古巴
1963年，毛主席接見卡斯特羅后，決定從中國派土壤、漁業、文化等專家組赴古巴執行國際援助項目。次年9月，中國科學院南京土壤所組成地理、農化、物理、溫室等專業的援古土壤專家組，由李慶逵帶隊到古巴正式開展工作。專家組的主要任務是在3至4年內援助古巴科學院建立古巴土壤研究所，并結合開展古巴土壤考察研究，培養古巴土壤研究人才。整個工作從1964年底正式開始，一直到1969年1月才結束，前后歷時4年。
幾年來，趙其國帶領七八位古巴年輕土壤工作人員，分乘幾輛吉普車，跑遍古巴5省1島。每天清早出發考察，采土、制圖、訪問，中午吃點面包和水，下午繼續工作，到4點返回駐地整理土壤和植物標本，晚上還要討論第二天的工作計劃。每天的工作地點不一樣，工作內容基本相同。就這樣周而復始，幾年中人員不變，吉普車卻換了4輛。通過幾年的工作和生活，古巴方面對中國專家多年長期在外工作的刻苦耐勞、團結友好、堅持不懈的國際主義奉獻精神十分敬佩。
過去美國人曾在古巴進行過土壤研究，但有組織、有系統地全面開展土壤研究，是從中國專家去后才開始的。趙其國在古巴先后擔任專家組副組長、組長。他除領導創建古巴土壤所、培養干部外，還負責進行古巴土壤性質、土壤地理及資源利用的深入研究。首次對古巴土壤地理工作進行系統總結，對該國土壤資源評價、土壤發生分類等提出新的概念，最后完成了1∶25萬古巴土壤圖及《古巴土壤》專著，由古巴科學院正式出版。這兩項成果不僅對古巴的土壤研究具有重要指導意義，而且在國際土壤學界產生了影響。
8年的黑龍江“候鳥”生涯
上世紀70年代初，周恩來總理曾親自部署向“北大荒”要糧的任務。當時組織了全國有關科技力量，在黑龍江省進行荒地資源考察，建立商品糧基地，力爭向國家提供25億公斤糧食。黑龍江省荒地資源考察任務是中科院南京土壤所在“文革”后接受的第一項國家任務，當時任所黨委書記的沈現倫極為重視，緊急抽調下放泗陽的趙其國回所，由他帶隊并組織有關人員成立了土地資源考察隊。
黑龍江省過去統稱“黑土地”“北大荒”。趙其國帶著所里的20多個人，和中科院其他6個所來的人，一共300多人，再加上黑龍江省抽調的農業廳、國土廳、財政廳的人員，總共有1200多人。這些人分成4個小分隊，趙其國擔任西部分隊的隊長。
在黑龍江的野外調查前后持續8年才完成。每年，趙其國他們在5月1日當地土壤化凍時過去，直到11月中旬土地上凍了，他們才能坐火車回南京。每年在黑龍江要連續工作7個月，他們像候鳥一樣夏去冬回，一直連續了8年。
野外調查非常艱苦。由于“北大荒”平原夏季地面淺層積水，只能坐用紅松大板架成帳篷，前面用拖拉機拖行的“爬犁”，并在其上生活、采土樣、查地勢、劃圖表、選耕地。住的是“爬犁”上的帳篷，吃的是饅頭、大米、野菜、天然蘑菇、狍子肉、“飛龍”、“四不象”等，喝的是溝水，白天工作時常有蚊蟲叮咬。
北大荒野外蚊子很多，一種個頭比較大的，當地人叫“牛蚊子”，還有一種是個頭很小的蚊子，叫作“虻”。“虻”能鉆到衣服里面，戴紗帽都不行，鉆進去就咬，經常咬得趙其國他們身上到處是紅點。有時候脖子上咬得一大串一大串的，又疼又癢。等到休整的時候，才可以到縣里的醫院找一些消炎藥回來抹。
幾年來，趙其國與科學院和省里許多人共同投入了這場戰斗，最終選出了4000萬畝宜農荒地，并指導當地開墾種植。在軍民共同努力下，用了不到5年的時間，開墾荒地250萬畝，增產糧食10億公斤。
攻關黃淮海低產田
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政府十分重視黃淮海平原的區域綜合治理工作，先后對海河、黃河、淮河進行了大規模的整治。上世紀60年代將其列為全國十大農業綜合試驗區，“六五”和“七五”期間，又將中低產地區綜合治理納入國家科技攻關計劃。
在國家號召開發黃淮海平原時，趙其國親自領導了國家攻關項目“黃淮海平原豫北地區中低產田綜合治理開發研究”，依據熊毅等老一輩科學家積累的治土改土經驗，通過對8縣近13萬畝鹽堿、風沙、洼地的治理開發，使這一地區的糧食產量和人均收入3年翻了一番。
為了做好工作，趙其國每年有7個月在封丘辦公，似乎他這個土壤所所長的辦公室不在南京而在封丘。結果土壤所的很多工作也都圍繞著封丘展開。當時在封丘集中了兩三百人，有土壤所的，也有其他單位的，大家都在為土壤所主持的工作而連軸轉，中科院十幾個所的副所長也都在。趙其國擔任大隊長，他以身作則做榜樣，一頭扎在封丘不走，這樣其他人也都安下心來，為國家實現糧食增產拼著命干。
當時的條件很艱苦，大家住在萬畝試區，房子根本不夠住，就在試區里搭棚子住。一到晚上，有人睡在桌子上，有人睡在地上，趙其國也打地鋪。沒有汽車，就兩個人騎一輛自行車，到田里去不能騎自行車，就靠兩條腿走路。每天早上出去的時候把饅頭背在身上，因為中午常常沒有時間回來吃飯。即使回到駐地，食堂也是開大灶。當時群眾生活水平很低，他們跟村民同吃同住。當時主要靠“三紅”度日，即紅薯、紅高粱、紅辣椒，吃得飽，但吃不好。
科學試驗要有數據的測定。而當時的數據都是用很原始的手工操作辦法測量出來的，是每個人一點一滴親自干出來的。他們每天都要拿著溫度計在地里測，包括水、肥、氣、鹽的變化都要測定清楚。每一個田塊都有數據，每一個田塊的產量，都能說清楚。糧食收獲量都是自己去麥場打糧食，肥沃田地的收獲、貧瘦田地的收獲，都要進行測量和對比。既要做到科學性、真實性，又要能夠達到可推廣性。
那時，很多工作國家根本沒有多余的力量來組織驗收，趙其國便要求大家：“我們自己做的工作我們自己對國家負責，我們自己都不確定的結果千萬不要吹。”
1993年，黃淮海平原綜合治理與開發項目榮獲了國家特等獎，整個工作告一段落，趙其國才搬回南京土壤所辦公。
黃淮海農業綜合開發治理的戰役，推動了整個華北平原農業的發展，整個黃淮海地區的鹽堿土改良，促進了糧棉油、畜牧業的發展，為該區域的糧食增產、農業開發作出了貢獻。
悉心開展紅壤研究
中國南方的一大片國土都覆蓋著厚厚的紅壤，趙其國有幸在年輕時就跟隨李慶逵一直研究紅壤。經過長期潛心研究，在熱帶土壤發生及紅壤物質循環與調控研究方面取得突出成績，首次明確提出我國紅壤具有古風化過程及現代紅壤化過程兩種對立統一的特征，指出紅壤元素遷移的順序。此外，系統研究了紅壤的水分、養分循環、退化過程與有關物質循環的相互作用規律，開創了我國紅壤物質循環綜合研究的新思路。
長期以來，國內外土壤學者對紅壤的成土條件、基本屬性進行過大量研究，但對紅壤現代成土過程的本質、物質遷移轉化規律，特別是紅壤發育年齡等問題尚未能深入闡明；同時過去對紅壤研究多采用野外與室內的靜態方法，缺乏長期定位與動態的系統研究，在論證成土過程與發育年齡上，也缺乏定量依據。
為了進一步闡明紅壤形成過程與發育年齡，趙其國在江西鷹潭中國科學院紅壤生態試驗站，利用排水采集器等裝置，通過定位觀測與計算機模擬，在我國率先開展了紅壤水熱動態規律、物質遷移與平衡的定位觀察，并從動態與定量角度對其成土過程與發育年齡進行深入研究，先后發表了論文百余篇，出版專著4本，多次獲得國家及中國科學院的嘉獎。中國科學院院士任美鍔、李連捷、吳征鎰指出：“中國紅壤及區劃專著是我國當前熱帶、亞熱帶土壤研究的指導性專著，具有國際先進水平。”
此外，在趙其國的領導下，中國科學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土壤圈物質循環開放研究實驗室”，培養了一批青年科技骨干，從事土壤圈物質循環的研究。為了擴大研究工作的影響和推動世界范圍內的合作研究，趙其國還創辦了英文版的《土壤圈》雜志（Pedosphere ，1991年2月創刊），向國內外發行。
近年來，趙其國又將目光瞄向了清潔生產和生態高值農業生產等方向，不遺余力地在祖國大地上奔走。過去他就有一個習慣，不管在國內還是國外，只要開學術會議，回來必定寫一個會議綜述在《土壤》雜志上刊載，將聽到的、看到的國際土壤學研究的最新進展介紹給大家，讓未參加會議者也能迅速了解到學科發展的最新情況。
如今，已進入耄耋之年的趙其國更加關注國內外土壤學科的發展和變化，他說：“我最近主要考慮土壤學這個學科發展當中一些深層次的問題，比方怎么在時間、空間上作一個發展路線的頂層設計，從時間上提出土壤學發展的路線圖，從2020年到2050年中國的土壤科學研究怎么進入到世界前沿的水平。”
永遠忠誠黨的事業
■趙其國
今年（2001年，下同，編者注）是中國共產黨建黨80周年。我是1959年入黨的，到今年已有42年，雖與黨的歷史相比，我入黨的時間并不算長，但入黨后這幾十年的經歷，卻不斷激起我終生難忘的對黨的深情回憶。
新中國剛誕生不久，正是由于共產黨的領導，我才有機會進入大學。在大學學習期間，我在政治思想上初步有所提高，開始認識到，作為一個大學生的責任是，應該做到又紅又專，為新中國的建設事業作出自己的貢獻。
大學畢業進入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后，在黨的教育與培養下，使我認識到，這是我畢生經歷的重要開端，作為一個科技工作者，應該按黨的要求，“刻苦努力，謙虛謹慎，奮發圖強”。并應用共產黨員的標準要求與鍛煉自己。為了爭取入黨，我曾用自己學習與工作的實際行動，接受了黨組織對我近5年的考驗，最后終于加入了黨，成為一名光榮的共產黨員。從此，我接受黨的教育與幫助就更加密切了。
長期艱苦的野外科學考察，是我40多年科研生涯的重要組成部分。除了青藏高原外，我幾乎跑遍了全國各個角落，記得每當我在祖國南方熱帶雨林高山深谷中采集標本，風餐露宿時，每當我在祖國東北沼澤及北大荒考察，迷失路途，忍饑挨餓時，想起了黨，想起了黨對我們共產黨員“艱苦奮斗，不畏艱辛，努力攀登科學高峰”的教導，不少困難均迎刃而解。記得有一次我們小分隊在東北大興安嶺沼澤進行科學考察，我們乘坐的拖拉機在黃昏時突然損壞，大家只好背著標本徒步行走，想不到在黑夜中穿越沼澤時，有同志身體虛脫昏迷，我們就相互攙扶向前，但在前進時突然迷了路，大家心情都十分慌張。就在這時我們想起了紅軍長征的情景，想起黨的艱苦斗爭的歷程與教導，我們大家不由自主地哼起了“紅軍不怕遠征難”的歌曲，相互鼓勵，在黑暗中共走了10個小時，終于在天明到達了宿營地。
在多年的科研工作中，我也時常遇到不少困難與挫折。例如，當紅壤研究工作缺乏經費與項目時，當土壤科學研究受到社會及國際影響曾一度出現低谷時，當基礎與應用，學科與需求之間出現矛盾時，常使我感到極為困惑。但想到黨的“堅持不懈，艱苦創業”的精神與教導，使我增強了克服困難的信心。最后使我正確處理好了任務與學科的關系。堅持了土壤所正確的研究方向。
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幾年的農村下放生活中，每當我思想出現極度委曲與不滿時，每當對整個形勢產生疑惑與不解時，正是我堅信黨的事業必然的光輝前景，才使我較平靜地度過了三年多的困難時刻，逐漸回復到了正常的工作與生活。
由于受到黨的長期教育與培養，使我有幸連續三次被選為黨的全國代表會議的代表，參加了黨的第十三、十四與十五次代表大會。這是我畢生難忘的經歷。在這段時間里，我親眼目睹，親身體會到我們黨的光輝與偉大。深刻認識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在以鄧小平與江澤民同志為首的黨的兩代領導下，所取得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突飛猛進的成就與光輝前景。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我始終感到十分自豪。
記得十年前在東京召開的國際土壤學大會上，當我作為中國代表第一個向全會作學術報告后，不少來自港澳臺的同胞，含著熱淚握著我的手說，“感謝你代表中國人民與中國共產黨向世界顯示了我們的科學成就。”對此，我內心的激動是至今難以忘懷的。此后，我在幾次國際受獎會上被授獎時，我都覺得是代表中國人民接受榮譽的，因為，這種榮譽應首先歸功于黨對我的長期教育與培養，如果沒有黨的長期教育與關懷，也就不會有我今天的一切。
我們黨已創建80周年了，這80年來也經歷了無數艱險與困難，但我堅信，在以江澤民同志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我們黨及祖國的建設事業，一定會更加繁榮昌盛，前途必將更加燦爛輝煌。
我今年已進入古稀之年，在人生的旅途中，所剩下的日子已不多了，但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我決心用自己僅有的余年，永遠忠于黨的事業，為土壤科學事業的創新與發展，為土壤所的學科建設，為青年人才的培養與壯大，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以自己的實際行動紀念建黨80周年。（本文系作者為紀念中國共產黨誕辰80周年而作）
精彩語錄
趙其國：我在幾次國際會議上被授獎時，我都覺得是代表中國人民接受榮譽的，因為，這種榮譽應首先歸功于黨對我的長期教育與培養，如果沒有黨的長期教育與關懷，也就不會有我今天的一切。
本文源自：《中國科學報》
